周国桢与中国现代陶艺
目前，在景德镇乃至全国陶瓷艺术界正流行着一股不热不冷的现代陶艺创作风潮,既标志着景德镇陶瓷艺术已着眼于人们当今多元审美的欣赏需要，又反映了陶瓷艺术已从原有的传统的、保守的陶艺语言开始转向现代的、开放的、更富有生命活力的现代陶艺语言(虽然这种转变是渐进式的、缓慢的)。其中最具代表性且富有广泛影响的则首推著名的陶瓷艺术家周国桢先生的现代陶艺。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景德镇陶瓷艺术还拘囿于传统陶瓷艺术因袭下来的雕琢、细腻、华美、艳丽的陶艺语言格局，热衷于传统的宗教、神话题材的时候，周国桢先生就已经独辟蹊径，面向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创作题材，并创造性地运用景德镇多种高温釉色，采用简练、明快、夸张的造型手法创作了一系列现代陶艺作品。与此同时，他还对现代陶艺的创作和观念有着一系列见解，比较系统地反映在他发表于1986年《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中的《美术陶瓷的新风格与粗质材料》这篇论文中。在论文里，他就现代陶艺所涉及的审美倾向、创作观念、陶艺风格、材质肌理、表现手法等多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一时在陶瓷艺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他还就陶瓷缺陷肌理的艺术转化、粗质材料的肌理追求、釉色的运用、火焰的利用等发表了个人的理论见解。这些已经超出了陶瓷艺术所包含的范围，对于现代陶艺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建树。可以说，现在许多中青年艺术家走向现代陶艺的创作道路，是与他的一系列现代陶艺的理论分不开的。周国桢先生现为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教授、江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景德镇美术家协会主席、江西省雕塑学会会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首届)评委，是一位著名的陶瓷艺术家。他的成名是因为他突破了景德镇陶瓷雕塑创作因袭传统的风气和习惯的束缚，创立了“周国桢风格”的陶瓷雕塑艺术。他的艺术既继承了民族雕塑和景德镇陶艺的优秀遗传基因，又融汇了现代造型艺术观念，渗透了浓郁的时代精神，使陶瓷艺术创作从传统宗教、神话题材引入到充满现代生活气息、富有时代精神的新的艺术领地，从而在陶瓷艺术领域独树自己朴拙、浑厚、自然、质朴的艺术风格大旗。他的理论倡导和艺术风格，使许多后来的艺术家受到了启发，得到了鼓舞，从而促进景德镇陶瓷艺术呈现出目前所形成的繁荣而多元的创作趋向。周国桢先生在校曾开设陶艺课，并经常给学生进行现代陶艺学术演讲。由此，他培养出许多本科生和研究生，有的已成为目前我国艺术界从事现代陶艺创作的著名陶艺家。他对当今工艺美术陶瓷的发展和中国现代陶艺的兴起的影响是不可分离的。由此，他的艺术创作成就被海内外誉为“周国桢风格”。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美国伊利诺斯《世界名人列传》把他列为世界名人，著名美术家刘海粟、王朝闻、文楼等为他的艺术专门撰写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肯定。
如果说工艺美术陶瓷与现代陶艺有着不同的区别的话，那么按时间看，周国桢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就体现了现代的内容、现代的观念、现代的审美要求，只不过当时他着重以考虑题材、社会效益和便于生产为主。故创作的作品进行个展参展或被生产采用的较多，这部分代表性作品都已收入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周国桢雕塑艺术》一书中。1982年以后，周国桢先生对现代陶瓷艺术已有了成熟的完整的追求，对材料、对肌理、对多种陶艺的特殊表现方法有了深刻的认识,其作品完全排除了生产、商品因素，即排除了复制的可能，更具有纯艺术的性质，从而转入现代陶瓷创作的新领地。这一阶段的陶艺作品代表作曾在《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江西画报》和香港出版的《周国桢陶艺》等多家报刊发表。周国桢先生的现代陶艺作品多使用匣钵土、黄泥土等粗质材料制作而成。这些粗质材料成了他表现单件陶艺原作的理想材料，更适应他的创作个性和风格，有利于拓展他的创作思想和体现他的手工技巧，体现他的陶艺作品具有的质朴感情和粗犷的心魄，如《雪豹》、《叶落归根》、《牛脾气》、《千斤顶》、《斑马》、《犹猪》等，有的是盘筑成型，有的是泥板成型……或浑厚，或古拙，反映出一种纯真、寄情、毫不修饰的天然情趣和审美效果。他的陶艺作品，釉色装饰于造型，自然、贴切。景德镇的颜色高温釉、河北的彭城釉、山东的兔毫釉、宜兴的花釉、河南的钧釉……他都能运用自如，驾轻就熟，他还自己配制了多种无光颜色釉，将之用于陶艺创作，进一步拓宽了陶艺的艺术表现范围。正因为这样，周国桢先生的陶艺作品不会拘泥于一地一域的审美习惯，也不受偏爱的束缚，从而受到更大范围的人们的喜爱。周国桢先生的陶艺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创造性地从常有的陶瓷缺陷—起泡、缩釉、裂釉、斑点等发现许多可用于陶艺的新词汇，这些残缺的有机运用，达到了天然审美肌理效果，从而使他的陶艺更带有原生味和丰富性。由于他的现代陶艺作品创作，从时间上，在国内属得上领先者，在理论上属得上系统集大成者，其影响涉及海内外，这几年，他曾两次应邀赴香港举办个人陶艺展览，并应邀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国际陶艺研讨会。在研讨会上，他宣读的《中国陶瓷文化历史及现状与导向》的论文，受到与会者的关注并引起了兴趣。
我看过西方的陶艺作品，也看过香港、台湾地区的许多陶艺家的作品，再反观中国大陆陶艺家的作品，确实可以看到其间的一些区别，应该说其区别主要在于陶艺观念上的差异。前者注重于肌理语言的追求，而淡漠于造型语言，后者则注重于造型语言，而轻于肌理语言的追求;前者极力摆脱工艺的束缚，而后者多少留有工艺的痕迹。由于制作条件的不同，欣赏习惯的差异，乃至陶艺家的追求不同，这种区别是很自然的。然而可以说周国桢先生的陶艺作品却融合和兼取两者之长，既有肌理语言的追求，又有造型语言的反映，既摆脱了工艺的束缚，又有强烈的手工感。正如他所写的一篇论文《本土意识的崛起—谈泥条盘筑陶艺》所阐述的那样，他所追求的陶艺是真正具有本土意识的、具有民族特点的现代陶艺。(吴大选)